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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论坛陈晓平:孙中山与“Young China”
2021-11-24 14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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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7年孙中山自称Young China Party(少年中国党),1900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报纸读到Young China,直译为“少年中国”,遂写成名篇《少年中国说》。晚清时期,Young Chi
1897年孙中山自称Young China Party(少年中国党),1900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报纸读到Young China,直译为“少年中国”,遂写成名篇《少年中国说》。晚清时期,Young China先后用来指称洋务派、维新派、革命派等,孙中山率先使用其英文,梁启超最早把它译为“少年中国”,其中英含义都不断变迁,折射出晚清以来的“世变之亟”。青年孙中山

青年孙中山

《少年中国说》的由来

1900年2月10,梁启超发表《少年中国说》雄文,风靡天下至今。这篇文章在夏威夷写成,笔者认为梁是受1月2日《夏威夷星报》出现“Young China”启发与刺激。清末“青年”一词尚未广泛使用,梁启超把Young China译为“少年中国”,在当时来说,字面上完全对应。

梁启超此文驳斥日本人把中国叫做“老大帝国”的谬论,激情演绎“少年强则中国强”,行文排山倒海,令人血脉贲张。文中有关“少年意大利”的陈述十分重要,却容易被忽视。

梁启超写道:“玛志尼者,意大利三杰之魁也,以国事被罪,逃窜异邦。乃创立一会,名为‘少年意大利’,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,卒乃光复旧物,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。夫意大利者,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……得一玛志尼,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。”“少年意大利”原文La Giovine Italia,英文为The Young Italy,通译为“青年意大利”。马志尼等意大利三杰,集合志士,组织“青年意大利”团体,把祖国从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,实行近代化改革,建设民族国家,梁启超对这一壮举心仪已久。

1943年,冯自由撰文对孙中山《伦敦被难记》自述在澳门加入的少年中国党(Young China Party)并非兴中会一事加以辨析。他认为:“或疑《被难记》之‘少年中国党’为当时一种政治运动之固有团体,亦属大误。盖‘少年某国某政团’,乃东西各国维新党之普通名词。自玛志尼创设‘少年意大利’之后,他国改革政治之团体,以少年某国自称者,不一而足,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。我国志士之自称‘少年中国’者,尚在土耳其之先。”(《革命逸史》第三集第26页)1945年高良佐出版《孙中山先生传》,也认为“所谓少年中国党,是那时国际间对维新政党的一种普通称谓”。这种解释比较符合晚清时期的实际。

1961年,陈旭麓指出:少年中国党“不是一个革命团体,而是一个要求改革政治的团体。当时梁启超写的《少年中国说》一文,主张要以少年的中国来代替衰老的中国,立意和‘少年中国党’的相同”。(《近代史思辨录》第138页)陈旭麓将梁启超“少年中国”与孙中山“少年中国党”联系起来,独具慧眼,令人心折。

民国以来,有关孙中山自称在澳门加入“少年中国党”的学术争议不断,然而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,偏颇之处都在于将“少年中国党”实体化,都认为是一个严密的组织,笔者此前也犯了这个错误。若遵循冯自由、高良佐、陈旭麓的思路,将“少年中国党”理解为对革新势力的一种普通称谓,之前的疑难都将迎刃而解。

近代中国很多概念,经过曲折的演变历程才最终定型。英文语境中表达青年的young、young man、youth这一系列词语,在1910年以前的中国,主要用“少年”来对译,广泛使用“青年”是1910年以后的事。笔者管见,可能日本人更早使用“青年”来对译。例如,最早追随孙中山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,就把《伦敦被难记》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译为“支那青年党”。

钱穆认为:“古人只称童年、少年、成年、中年、晚年……民初以来,乃有《新青年》杂志问世。其时方求扫荡旧传统,改务西化。……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,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。”(钱穆:《中国文学论丛》)钱穆的结论大体不差。晚清中国主要使用“少年”概念,“青年”用例较少,还不是广泛流行的语词。

《伦敦被难记》足可证明,国人率先使用“少年中国”概念的是孙中山,而不是梁启超。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在夏威夷、香港接受西学教育,早年的思维方式是西式的,往往在脑海里先有一个英文的概念,再慢慢转为中文表达。在他从事社会活动的早期,大量的英文词语、词组还没有通行翻译。孙中山的“少年中国”直接用英文“Young China”表达,应该是利用了英文报章原有的表达方式,而英文报章Young China一词,应该是模仿Young Italy而来。  

孙中山对世界历史有所了解,比梁启超要早。孙中山先后在夏威夷、香港接受西学教育,也有很多机会从英文书报读到有关Young China的报道与论述。孙中山用英文中使用多年的Young China Party,目的是想借助“青年意大利”这个典故,让西方读者“秒懂”他的革新倾向。1912年,孙中山老师康德黎出版《孙逸仙与现代中国的觉醒》一书,把Young China Party比拟于“青年土耳其”,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孙中山。

梁启超写作《少年中国说》,实系受到夏威夷英文报纸的直接启发。这次夏威夷之行,直接原因是梁启超出现了与孙中山合作反清的苗头,令康有为大起疑心,必欲拆散这一联盟,严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美洲。1899年12月31日,梁启超从日本乘船抵达夏威夷。

1900年1月2日,《夏威夷星报》(The Hawaiian Star)以《中国的改革》为题,隆重报道了梁氏的到来。该报称:“今天,一位进步中国人梁启超来到我们当中。这位绅士为追求他的事业,险些丧生。Young China很明白,它取得进展的唯一机会,是与西方思想与西方脚步协调一致。”报道显示了西方人的傲慢,此处出现了Young China一语,相信夏威夷华侨会给梁启超作讲解。梁启超在《夏威夷游记》中,自承“不解英语”,实际情况是掌握了一些英文单词,但运用未到自如程度。经由夏威夷华侨的翻译、解释,梁启超又熟知马志尼“少年意大利”故事,遂仿照Young Italy,将Young China一语直译为“少年中国”,写下传颂至今的雄文。梁启超对“少年意大利”念念不忘,1902年又写出《意大利建国三杰传》,在“少年意大利”后面加注英文Young Italy。《夏威夷星报》之Young China

《夏威夷星报》之Young China

前往夏威夷之前,梁启超已熟知马志尼故事。在《壮别二十六首》诗注中,他在“变名怜玛志”一句后面,注曰“玛志尼者,意大利三杰之一,二十年流亡于外,屡变其名”。梁启超对马志尼生平的感慨,并不仅仅是“替古人担忧”,而是有着现实的感慨。他在戊戌政变时依靠日本人的帮助得以逃脱,改名“吉田晋”,与不断变换姓名流亡的马志尼有着共鸣。

对《伦敦被难记》的文本分析

孙中山在1897年1月出版的英文版《伦敦被难记》,第一章中5次出现“Young China”,其中3次完整出现“Young China Party”,仔细阅读上下文,笔者认为,这是对革新势力的称谓,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运动,也可理解为松散的同人圈子,不能理解为有严密组织、严格纪律的列宁主义式政党。目前通行中文译本中,Young China Party在《伦敦被难记》第一次出现时译为“少年中国党”,括号中加注“按即兴中会”,后面则直接用兴中会替代。这种直接改易原文的译法不太妥当。下面具体考察这个词5次出现的情形。

第一次出现:“予在澳门,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,其宗旨改造中国,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。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,故欲以和平之手段、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,俾倡行新政。其最要者,则在改行立宪政体,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。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,而投身为彼党党员,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。”这段译文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,不过最重要的字眼是political movement(政治运动),表明孙中山所参加的,不是一个严密组织,而是一项政治运动,或者说一个趋新人士的圈子。

孙中山自述在澳门加入这个运动,笔者认为是1893年郑观应回澳门奔丧时发生。该年5月22日,郑观应回澳门奔父丧,一直住到9月9日,才与秘书吴瀚涛一起出发回沪。这一年夏秋,郑观应与孙中山有3个多月时间同在澳门,两人有很多共同朋友,这两个同样活跃的香山同乡,在当时人口甚少的澳门,必定会见面。夏观应之子郑润燊回忆:“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,也到过上海的家中。”(《郑观应年谱长编》上册第348页)孙中山所称“加入了少年中国党”,最合理的理解是加入了郑观应倡导的革新圈子。

第二次出现:“中国睡梦之深,至于此极,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,殆无可望。此‘Young China’ Party所由设也。……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,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,政府之或可奋起。……以是吾党党员,本利国福民之诚意,会合全体,联名上书。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,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,而在朝廷,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,遂暂搁不报。但中目战事既息,和议告成,而朝廷即悍然下诏,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,加以叱责;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,以后不得擅上云云。”

孙中山从宣传效果出发,把“公车上书”等请愿事件算成Young China Party的功劳,确实有夸大成分。但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,孙中山一开始追随的郑观应,也是康有为倡办的上海强学书局负责人,亦即在甲午战争前后,郑观应、康有为可算同一派系。

第三次出现:“Young China Party之总部,设于上海。而会员用地之地,则定于广州。”学界对这句话多有疑问。笔者认为,孙中山所称加入的Young China Party,是以郑观应为中心的革新势力,具体化的话,人员可能包括宋耀如、郑观应秘书吴瀚涛,数年前从香港回到上海定居的王韬也可算在内。这些人都定居沪渎,故孙中山说总部设于上海,1894年孙中山北上天津经停上海时,这些人物都有紧密接触,宋耀如更是长期追随。1895年3月1日,孙中山在会面日本驻香港领事时,列出参与举事的统领有郑观应秘书吴瀚涛。从事后发生的情况看,郑观应、吴瀚涛等上海“同志”最终没有参与广州起义,其原因可以理解。

第四次出现:“时值团防肇事,弃其军服,四处劫掠。……居民特开会议,决议以代表一千人起诉与巡抚衙门。当事者斥为犯上作乱,下领袖代表于狱,余人悉被驱散。于是民怨日深,而投身入Young China Party者益众。”这是指该年广州西关团防局劫掠锦纶行财物,引发冲突及大规模“上访”,官府处置不公,锦纶行商人、工人有不少人加入孙中山一派。

第五次出现:“……以是而富者怨,学者亦怨。凡兹所述,皆足以增Young China之势力。”这是指两广总督李瀚章大肆敛财,广东学政徐琪(徐花农,孙中山用粤语写作Che Fa Nung)出卖科第,激起广州一些富人、学人的反抗意识,也增大了Young China的势力。

孙中山在《伦敦被难记》里面,还用了另外一个词组Committee of Refomers(改革委员会)。1897年7月,他又在《中国之司法改革》一文中,把他所属的团体叫做Reform Party of Young China。(《孙中山集外集》第7页)这些例子表明,这个团体其实并没有正式的英文名称,他在书写的时候十分随意。

收录于《孙中山全集》中的《伦敦被难记》中文版,1912年由甘永龙编译,他把第一次出现的“Young China Party”译为“少年中国党”,这样处理本来不算错,但在后面加上注释“按即兴中会”则不太妥当。笔者认为,兴中会是个严密的组织,主要包含香港杨衢云等辅仁文社成员、檀香山华侨与会党头目,而Young China Party的含义更广,也更有弹性,从《伦敦被难记》所说上书朝廷情形看,实际包含了康有为、郑观应的势力在内,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人参与了广州起义的谋划。也可以认为,孙中山这样使用Young China Party,有虚张声势的味道。

孙中山虽多次使用Young China,却并无意愿把它译为中文。梁启超情形则大为不同,他国学修养深厚,十分自信,在将西方概念翻译为中文时十分果断。梁启超发表《少年中国说》之后一段相当长时间,中文世界使用“少年中国”的情况并不普遍。《申报》最早是在1903年1月22日的一份告白提到“少年中国报馆”。这是秦力山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《少年中国报》,数月后即停刊。秦力山曾入读湖南学堂,师从谭嗣同,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,与梁启超一起办《清议报》,1900年指挥大通自力军起义,失败后流亡日本,转向孙中山一派,章太炎称之为“孙党”。他使用报名《少年中国报》,估计受梁启超影响为多,与孙中山有无关系则不得而知。

英文报纸中的“Young China”

Young China Party这个英文词组,就笔者所见,185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。1853年,一份英国报纸把太平天国运动叫做Young China Party。1863年,另一份报纸的评论期待Young China Party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发展近代工商业,比较接近后来所说的“洋务派”。在几十年里,这个词组使用频率并不太高。笔者所见英文报章当中,Young China Party是个十分宽泛的谱系,囊括了学界所说的洋务派、改良派、维新派、革命派。可以说,在这个词组诞生初期,就包含着改良与革命两个近代中国最宏大的主题。

1890年,《字林西报》刊出以Young China为题的报道,报道清廷驻法公使馆随从武官陈季同。陈季同熟悉西学,用清晰明白的法文写了几本书、好些文章,让西方人觉得“不可思议”。报道称陈季同因间谍嫌疑,被迫回国。这个故事似与我们所要探讨的“Young China”没有密切关系,只是表明陈季同这种熟悉西学的人物,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新型中国人,故而被贴上Young China的标签。陈季同

陈季同

1891年初,美国加州一份报纸在评论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去世消息时,认为醇亲王是Young China Party首领,指出醇亲王在推进铁路、海军建设、陆军的现代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,Young China Party在这里大约等于“洋务派”。同年年底,英文《北华捷报》刊出以Young China为题的文章,综述上海圣约翰书院(圣约翰大学前身)的一批学生作文,其中一篇的主题是“如何使中国强大”,提出了禁鸦片、铺铁路、设电报、开矿产、港口设防、建设海军、全民皆兵等建议。作文里面最特别的一条建议是:中国要与除了沙俄以外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,因为沙俄是个半开化的国家。记者在文末评论道:“少年中国”所要的只是铁路、开矿、军备这些东西。从这个评论看,西方驻华记者所理解的“少年中国”,指的是希望引进西方技术以富国强兵的那批人。从这两个例子看,这个阶段的英文报章中“Young China”的含义,比较接近于“洋务派”,侧重器物层面的引进以及军备近代化。

1897年,孙中山《伦敦被难记》几乎是首次以中国人身份自称“Young China Party”。这本书让孙中山在全世界名声大噪,但英文世界Young China Party这个词组开始频繁出现,则是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、康梁流亡海外初期。

第一次高潮。1898年10月初,美国多份报纸刊登一篇相同的消息,耸人听闻地说光绪帝已死,Young China Party对此不会无所作为,“现代中国圣人”康有为已平安抵达香港。这些报纸实际是把康有为当作Young China Party的代表人物。然而,到10月9日,《旧金山呼声报》报道梧州叛乱的消息,则又指背后的势力Young China Party领导人是孙中山。对现时代的国人来说,维新、革命判然二分,康有为、孙中山似乎从来就是两种人,但对英美观察家来说,两者都是革新派,都可归于Young China Party范畴。

第二次高潮。这个词组出现的第二个高潮,是1900年。1899年12月31日,梁启超抵达檀香山,也即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的圣地。2月10日(农历正月十一日),《少年中国说》在日本《清议报》发表。这年初夏,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,引起西方世界很大关注,媒体分析运动的起因,认为与1898年光绪帝任用Young China Party康有为进行激进改革失败有关。慈禧曾在1899年打算废黜光绪,另立新君,遭到朝野人士的大规模抵制。义和团运动的出现,是用暴力形式表达慈禧对帝党的愤恨。9月16日,一篇题为《中国的危机》的分析文章,把支持东南互保的督抚、官员也归于Young China Party之列。梁启超

梁启超

这一年报道的特点,是康有为、孙中山交替以Young China Party代表人物的形象出现。11月10日《檀香山晚报》引用《纽约先驱报》,称“孙逸仙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名字”。《檀香山晚报》写道:“孙逸仙是广东人,跟英国医生学医,在檀香山行医(原文如此)并转而信奉Young China Party的主张,该团体的目标在推翻满洲王朝,给中国立一部宪法。”

1901年4月20日,深悉内情的《夏威夷星报》,大概是在英语世界第一个清晰地将革命派、保皇派作了严格区分,并讨论两者之间的竞争甚至敌对行动。《星报》写道,不久前梁启超在檀香山搞保皇会(Bow Wong Wui),他对华侨说,虽然有个孙医生和Young China Party,但只有保皇会才能革新中国。此次刚刚抵达檀香山的孙中山,在采访中承认“保皇会”的存在,觉得该会虽募集了不少金钱,但没有影响力;Young China Party才是真正有用的团体,它的分支机构遍布整个帝国的各处乡村。显然,Young China Party在这里专指孙中山一派。《夏威夷星报》评论道:这两个派系在清廷高压之下不得不暂时团结,一旦压力消失,会立即开始掐对方脖子,直到某一方获胜为止。3天后,《夏威夷星报》刊出保皇会对孙中山的回应,说Young China Party(孙中山派)在革新中国方面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方式,而保皇会则是保守的革命者,意指孙派要推翻全部传统,保皇会则有保留也有革新。

第三次高潮。这个词组在英文媒体集中爆发,是1911年前后。1910年秋,美国出生的华人、同盟会员邝佐治(George Fong)在加州奥克兰车站谋刺海军大臣载洵失败,当时报纸明确称他为“Young China Party”成员。邝佐治于1909年在旧金山加入孙中山派的“少年学社”,该社“以推翻外族专制、建立民主政治为宗旨”,次年初孙中山将该社改组为中国同盟会美洲支部。如此,则称邝佐治为Young China Party成员,完全名符其实。载洵

载洵

从1910年开始,美国报纸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,几乎都用来称呼孙中山派,康梁一派与这个称谓渐行渐远。1910年12月15日,《旧金山呼声》报道了孙中山的计划,要求Young China Party成员为下一年进行全国总起义做准备。报道称Young China Party(实即同盟会)拥有两百万党员,清廷陆军、海军中都布满了革命党成员。偶尔也有例外。12月18日《华盛顿先驱报》依然把康梁一派叫做Young China Party。

1911年2月13日,《夜之星》称,毕业于广东师范学校、加州大学的两个女华人学生,在一场Young China Party召集的集会上慷慨陈词,号召男同胞拿起武器,奔赴推翻清廷的革命战场。7月17日,《旧金山呼声》大篇幅报道:在孙中山极力推动下,美国致公堂与Young China Body(同盟会)实现了大联合。此处Young China又与同盟会等同。

10月13日,武昌起义后3天,美国报章将武汉军政府领导人汤化龙与孙中山都归于Young China Party。接下来,很多英文报章都把武汉的革命者称为young China Party,并认为孙中山是这场革命的领袖,尽管提到他这时还在国外;有的报纸还报道,Young China Party正在草拟给华盛顿的请愿书,提请美国与列强协商保持中立,不要帮助清政府。支持孙中山的旧金山《中西日报》总编辑伍盘照,也被认为是Young China运动的地区领导人。

11月24日,《太阳报》发表了一篇对武昌起义的述评,把“少年XX”这种结构阐述得十分清晰。该文认为,“少年中国”(指革命党)的力量仍是个问题,它并没有显示出“少年土耳其”(Young Turks)所拥有的完整组织,也没有“少年波斯”(Young Persia)用以反败为胜的巴赫蒂亚里人。

武昌起义后,康梁派似乎已被英文报纸排除出Young China Party之列。换言之,梁启超曾以洪荒之力在中文世界吹响了“少年中国”,这个标签最终却是回到孙中山身上。

流风余韵

1909年,美国华侨李是男、黄伯耀等在旧金山创办中文《美洲少年》周刊。1910年,孙中山与李是男会面,建议改为日报,以便更好宣传革命。李是男发动美洲各埠同志踊跃集资,将周刊改为《少年中国晨报》。该报报头,中文竖写“少年中国”,英文“Young China”,由此也可确证“Young China”与“少年中国”之间的对应关系。孙中山对这份报纸十分重视,武昌起义前曾在该报社内办公;1911年7月16日,孙中山从美国致信给日本的宗方小太郎,用的是《少年中国晨报》的信纸,可见关系之密切。正是与孙中山的这种特殊关系,《少年中国晨报》得以成为寿命最长的美国中文报纸,到1991年才停刊。1920年双十节,孙中山为《少年中国晨报》题词“国民之导师”。《少年中国晨报》

《少年中国晨报》

1913年1月31日,《时事新报》认为:“所谓‘少年中国’者,孙逸仙之党实居多数,馀则留学于欧美、习兵于日本,及少数政界旧人物耳。其中虽不乏热心改良社会风俗之徒,然其成效如何,非俟诸异日不可知也。”从1850年开始,Young China Party兜兜转转,曾先后指称过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物、派系、思潮、运动,最终落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身上,可谓得其所哉。

1918年,归国留学生王光祈等发起成立“少年中国学会”。从“少年中国学会”的成立宣言“本科学的精神,为社会的活动,以创造少年中国”,看不到与孙中山、梁启超的渊源关系,应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时期,新一代知识青年又一次改造社会的尝试。

笔者并不是想代孙中山向梁启超夺回“少年中国”的发明权,而是希望揭示从“Young China”到“少年中国”的变化历程,以及近代英语世界对中国趋新势力的印象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。

Young China这个概念从1850到1911年,其实际含义经历了洋务(器物层面改革)、改良维新(局部制度改革)、共和革命(制度重建)的不断演变,反映了这60年间国人对西方冲击的不同阶段应对方式。孙中山在1897年公开宣布自己属于“少年中国”,1898-1900年间维新派曾接过这个旗帜,最终仍由孙中山革命派夺回“少年中国”之正统。晚清革新思潮从温和到激进、从枝节改良到根本变革的演化,由今日的“后见之明”看,虽历经曲折,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。

如果要用一个清末民初的词汇来准确翻译Young China Party,可能“新党”一词比较合适。康有为一派出现后,洋务派人物就被视为过时。进入民国,康有为一派也被视作过时,曾与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,入民国后被胡适称为“老新党”。Young China就是曾经的“新党”被后起的“新党”叫做“老新党”的进程,也即后浪压倒了前浪。Young China指称的人物、运动、思潮之所以越来越激进,也是清廷未能及时应对西方冲击有以致之。清廷若在鸦片战争后立即开始采取实质性改革,持之以恒,则康有为、孙中山都没有多少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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